懷念湯伯

瀏覽網頁閱畢近著文章,述及恩師湯定宇教授求學成長背景,因錄如下:

	永遠的華西壩 岱峻     　　「那是美好的時代，那是糟糕的時代；那是智慧的年頭，那是愚蠢的年頭；那是信仰的時期，那是懷疑的時期；那是光明的季節，那是黑暗的季節；那是希望之春，那是失望之冬；人們正直奔天堂，人們在墜入地獄……」狄更斯小說《雙城記》中的這段描寫，彷彿預設了抗戰時成都華西壩的場景。     成都是長江上游、華西地區一座豐饒的城市，而長江下游的江南更為富庶。「門泊東吳萬里船」綺麗的「蘇氣」溯江而上，影響著巴蜀地區。民國以降，３５牌自行車、萊卡照相機、留聲機、電影、霓虹燈、電報、聽診器等，洋氣的「摩登」逐漸取代「蘇氣」。以華西協合大學為核心的華西壩，已為西洋文明傳至中國西部的聚散地。民國文人稱華西壩為「壩上」，就像稱上海為「海上」、「滬上」，管杭州叫「湖上」，以之指代成都，既時尚又有一種文人「範兒」。     戰時，中國五所基督教教會大學薈萃壩上，其辦學規模和教學質量並不遜於遷到昆明的西南聯大。蔣經國有過一次觀感：「我們看到華西壩的建築和管理，心裡感到非常難過。華西壩是外國人經營的，那裡非常清潔整齊。我們參觀了華西大學，再反過來看一看成都，好像是隔了兩個世紀。在成都街上有所謂鳥市蟲市，那裡買鳥的，提鳥籠的，都是些無業的青年。……」小蔣眼中，多少有些「非我族類」的陰翳。英國生物化學家和科技史專家李約瑟筆下，則蕩漾著大西洋的溫潤：「該大學令人稱羨的是校園裡中西合璧式的建築，它是當今『自由中國』所有大學中最好的。該校友好地接納了另外四所疏散於此的其他大學（他們原來都是教會學校，現稱為私立大學以有別於國立大學），即山東齊魯大學、北平燕京大學、南京金陵大學及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這是中國的基頓學院）……」     文化西遷，匯聚後方的文教中心，除了昆明，猶有「三壩」之說：即漢中的古路壩、重慶的沙坪壩和成都的華西壩。1937年9月，北平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北洋工學院和北平研究院等，在西安籌組臨時大學。半年後，臨汾失陷，再遷漢中，以古路壩為中心組建「國立西北聯合大學」。此地北接秦嶺，南連巴山，交通閉塞，缺水無電，環境艱苦，人們喻之「地獄」。沙坪壩地處陪都，位於嘉陵江畔，有重慶大學、教育學院，及內遷的中央大學、上海醫學院等校，形同一座大學城，故稱「人間」。華西壩，因地處天府之國首邑之區，美其名曰「天堂」。那段歲月，史稱壩上「五大學時期」。陳嘉勳回憶：「地處西南大後方的昆明和成都，成為當時中國兩個高校、名校最集中的文化中心。特別是以華西壩為中心的齊魯等五所大學，加上其他內遷和原有的高校，如中大醫學院、上海光華大學、山西銘賢學校，原有的四川大學、省立藝專和川康農工學院等，形成一個有近萬名學生的大學群。」     現代戰爭，後方也是前線，「天堂」同樣逃不脫空襲、飢餓、疾病，甚至死亡的威脅。華西協合大學藥學系學生黃孝逴在轟炸中喪生；金陵大學教授黃方剛（社會活動家黃炎培之子）、華西協合大學牙學院畢業生胡樂義等，皆因患病英年早逝……     只有陽光、芳草、清流和自由的風，是壩上恆久的魅力。     其時，各種講座、團契組織、課外活動，如二十四番花信風令人目不暇接。人群中也分左中右，但各種思想爭端，終不驚秋傷春。五大學校長不贊成校園政治，也不實際干預。壩上人兼具中國傳統思想與西方現代觀念，溫文爾雅，抱樸守拙。教師敝屣功名，安貧樂道。學生雖不乏名門之後，如凌鴻勛的女兒凌崇英、張瀾的女兒張茂延、居正的女兒居瀛棣、黃炎培的女兒黃學潮、張治中的女兒張素我、袁世凱的孫女袁家芝等，這些「金枝玉葉」比肩出生寒門的同學，同窗苦讀、含英咀華，走向社會、宣傳救亡，遠赴邊疆調研、服務民眾。對國家民族的關心，對草根底層的同情，昇華為一種追求公平正義的「道」，也有人由此走向革命。在耶穌像前讀《新華日報》，團契活動討論《新民主主義論》，在文幼章的別墅中策動群眾集會和火炬遊行……上世紀四十年代的壩上，隨時上演著這樣的蒙太奇電影。     戰爭是以槍砲開路，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全方位搏殺，就像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那段話：「敵人的稱強，不是一方面，而是多方面促成的。……我們現在不應該問我們英勇的將士，抵抗得過敵人殘暴的軍隊與否。我們現在應該問我們的科學和技術，抵抗得過敵人的科學和技術與否……」壩上莘莘學子，既有脫下青衫換戎裝，擔任軍醫、翻譯、飛行員，參加青年遠征軍的壯舉；也有爭分奪秒研製雷達電池、航空風洞、汽油代用品等各種軍需軍備的業績。其最重要的貢獻，還是傳薪播火，弦歌不輟，延續民族的文脈。     蔣夢麟在回憶錄中寫道，中國近代以來，凡是主要以西方模式為基本運作規律的機構，一般都很有效率，比如海關、銀行、稅務、鹽政、出版、教育、新聞、醫院等。這些機構的人員，大多來自教會大學。較之普通大學，教會大學的學術視野更恢宏、學科設置更超前、培養目標更從容。就像地基的廣度與深度，成就了金字塔的高度。     五大學全面引進歐美教育制度，金大與美國康奈爾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與美國密西根大學、燕京大學與美國哈佛大學、華西協合大學與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等建立了良好的校際關係，有著教學、科研和師資等方面的合作。     壩上精英薈萃，人文學者有陳寅恪、吳宓、蕭公權、李方桂、顧頡剛、錢穆、蒙文通、呂叔湘、常燕生等；理工科有生物學家劉承釗，地理學家劉恩蘭，數學家賴樸吾、魏時珍，天文學家李曉舫，皮革學家張銓等。「大學者，有大師之謂也，非有大廈之謂也」。有大師傳道授業，竹籬茅舍能出人才；但有大師兼有大廈，豈不更幸？     創辦於1924年的燕京大學新聞系，是亞洲第一個也是遠東最好的新聞系。自1942年秋遷成都恢復辦學，一直到1946年復員北平，成都已為戰時中國之新聞教育基地及新聞中心。那段新聞史，某種程度也是以壩上五大學為中心的學運史。《中國大百科全書》（1991年版），收新聞出版界人物詞條一百零八人，其中成都燕京大學新聞系的師生有九人。1979年，鄧小平訪美的二十名隨員中，有燕京大學校友七名，其中四名畢業於成都燕京大學新聞系。     時值國難，民族與邊疆問題凸顯出救亡圖存的戰略意義。社會學廣受重視，以「邊疆研究」為主的人類學漸成顯學，服務邊疆與農村的邊政學、鄉村建設學勃然而興。在壩上從事過教學和科研的學者有柯象峰、龍冠海、孫恩三、戴謙和、葛維漢、李安宅、馮漢驥、徐益棠、林耀華、鄭德坤、劉咸、任乃強、蘇立文、梁釗韜、衛惠林等。他們調查社區政治、參與社會改良，從事田野考古、語言學、文化人類學考察，以及博物館建設等，成果迭出，世所矚目。而今，人類學社會學的「華​​西學派」，已為學界公認。     「農業大國」原無完整的「農學教育」，唯金陵大學異峰突起。1949年前金陵大學畢業生，佔據了農林部門、農研所及各大學農學院的「大半壁河山」。農經學家卜凱及其弟子喬啟明、崔毓俊、孫文郁等在中國創立了農業經濟的「技術學派」，完成了全國土地與農場調查，並將成果付梓出版，造福社會。農學家章之汶、沈宗翰培養出「百萬華棉」、「小麥2905」等優質良種，掀起戰時中國的「綠色革命」。園藝學家胡昌熾、​​章文才，選育出一大批良種水果尤其是柑橘，帶出了一批得意門生，如景觀園林專家汪菊淵、「梅花狀元」陳俊愉等。這些人後來成了共和國的院士。     五大學的中國文化研究，有一批熱愛漢學的西儒，也有登台講國學的「五老七賢」；既堅持「輸入學理」的新路，對傳統「小學」、「經學」也不離不棄。陳寅恪、錢穆、胡厚宣、張維華、李小緣、商承祚、沈祖棻等，在此完成了一大批重要著作。齊魯國學研究院與金陵大學、華西協合大學的中國文化研究所，聯辦《中國文化研究彙刊》，代表著中國文化研究的較高水準。培養出了嚴耕望、湯定宇、李為衡等一批碩彥。     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開女學教育風氣之先。校長吳貽芳以「培養為國家社會服務的高層次婦女人才」為辦學理想，澆灌出備受讚譽的「九百九十九朵玫瑰」，內中有女院士、女將軍、女指揮家、女歌唱家、女教育家等。未來在孩子，孩子的未來在母親。我們曾誤解過一門叫「家政學」的學科，殊不知1949年後各地領銜執教機關幼兒園的，很多都畢業於教會大學家政系。     華西壩無愧戰時中國的醫學教育和臨床中心。擁有一流校舍、教學設備及臨床醫院的華西協合大學醫學院，先後接納了西遷的中央大學醫學院和齊魯大學醫學院。三大醫學院聯合辦醫院，優勢互補。其中中大醫學院的外科和內科，齊魯大學醫學院的病理學，華西協合大學的牙科、藥學、眼耳鼻喉科最負盛名；醫學名家戚壽南、董秉奇、程玉麐、張查理、蔡翹、鄭集、陳耀真、侯寶璋、葉鹿鳴、張匯泉、林則、湯騰漢等，皆國之翹楚。     ……     畢業於金陵大學的宋子文說過：「了解教會大學在中國現代化事業中發揮的重要作用的人太少了，金陵大學應屬這些最前列的學校之一。」這樣的評價可以放諸壩上五大學。１９４７年出任北大校長的胡適感嘆道：「假如國立大學不努力，在學術上沒有成就，很可能是幾個教會大學取而代之。」胡適的緊迫與焦慮，也應證壩上五大學的成績。     1952年開始的院系調整，使全國所有的教會大學被關停並轉，抹掉了原有的名稱。儘管也有人憶昔懷舊，如滬上史家唐振常寫過《戰時學術重鎮》、《當年大學城》，海外史家汪榮祖寫過《四大名旦》等文章，但只是些低微的聲音。壩上既往，「事如春夢了無痕」。     較之西南聯大，五大學本不遜色，尤其是中西文化交流、新聞、醫學及農學等方面更具優勢，但二者的名望判若云泥。究其原因，一是五大學缺乏統一的精神符號，親歷者各執一詞。如李約瑟的回憶稱「基督教五大學」，費正清書中稱「成都聯合大學」。其二，院系調整後，原西南聯大之北大、清華和南開顯出持久的影響力，而所有的教會大學都已壽終正寢。以齊魯大學為例，理學院部分強勢系科併入南京大學，物理、化學、生物、天算等系師生與文科部分教師併入山東師範學院；醫學院與山東省立醫學院合併，組成山東醫學院，上世紀七十年代遷去泰安……因此，無論「罪愆」還是「遺產」，都找不到承續的主體。     歲月不居，往事如流。余生也晚，未逢其盛，何以要孜孜以尋這些湮沒的陳年舊事？十年前，我發​​現李莊，發現了一段「衣冠南渡」的學術史，相繼寫出《發現李莊》、《消失的學術城》、《李濟傳》、《民國衣冠》等著作。發現之旅，也誘我步步深入，鑽進一個一個問題：     史家陳寅恪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簡稱中研院史語所）歷史組主任，與所長傅斯年誼兼同窗姻親，史語所從昆明遷往李莊，陳寅恪嘆道，「看來礙於人情，李莊是非去不可了」，結果他竟爽約；史語所語言組代理主任李方桂研究「非漢語語言學」，1944年3月他向傅斯年請長假，離開李莊舉家遷往成都燕京大學；胡厚宣戰前在史語所組織的殷墟發掘中，做董作賓的助手，協助整理髮掘出的甲骨，就在遷往李莊的前夜，他突然轉投成都齊魯「國學研究所」；考古學家吳金鼎留英回國，就職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簡稱中博院），自昆明到李莊，後投筆從戎，復員接受母校之邀主持齊魯大學文學院；民族學家馬長壽在1942年離開李莊的「中博院」，應聘華西壩的金陵大學人類學教授……小小的李莊與華西壩為何有如此緊密的聯繫？這些人不約而同地投奔壩上，有哪些考量？「跳槽」的偶然事件，有無學術史和知識社會學的價值？歷史的發展具有多樣性與偶然性。歷史的偶然由細節構成。那時的壩上五大學到底是甚麼樣子？除了被圈定的大師之外，是否還有被遺忘的大師？他們在那塊叫「華西壩」的地方到底留下哪些印記？其學術貢獻，今天有何借鑒傳承？     揣著疑惑，我彳亍壩上。最初懵懂，隨即就遇到熱心人。單明婉是四川建築設計院退休高工，三歲時隨父母逃難成都，父母都是金陵大學蠶桑系教授。她在壩上讀完幼稚園、小學、附中；清華大學畢業後又分來成都，安家生子。她無私贈我資料、照片，隨時關心我的寫作進度，向我推薦知情人。崔澤春就是經她介紹的忘年交，他是金陵大學農經系教授崔毓俊的三兒子、山東藝術學院退休教授。得知我在研究華西壩，並未看到書稿，他就毫不猶豫寄我三千元錢，說是支持寫作。我當然不能接受一個老人的饋贈，但這份厚愛給我的寫作平添了助力。他還拉來在美國的二哥崔肇春教授幫我查找卜凱的資料，聯繫卜凱的後人。陳寅恪的女公子陳流求讀了《發現李莊》後，約見我，並多次接受訪談。她除了贈送我一些罕見的資料照片，還為我畫圖示意，當年家在陝西街哪個位置，後來遷到壩上的廣益學舍，周圍有哪些標記。陳農安、陳佩結兄妹，是金陵大學老校長陳裕光的兒女，得知我的寫作後，兄妹倆給我無私援助，農安老人將分佈在世界各地的金陵大學校友悉心收藏的照片一一掃描，分若干次傳給我，授權我在書中使用。     我多次參加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齊魯大學等校的成都校友會活動，近距離地觀察這些中國最後的「貴族學生」，從他們的銀髮、壽斑和蒼老的聲音中​​，去拼圖壩上的青春記憶，從他們的音容笑貌、舉手投足中去感受教養與文明。他們也成了我的一份掛牽：誰過生日，外地的校友誰來到這座城市，誰已謝世……經他們介紹，我採訪過「兩真老人」謝韜，他為本書題詞： 「我在華西壩度過了難忘的八年，那時的華西壩充當了中西方文化的結合點，培養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民主與科學的精神。」之後不久他就逝世。四川省委老幹部曾慶祥和民族學者李紹明多次作為口述史受訪者，提供給我大量的史料和照片。本打算俟此書出版，當面呈送，殊不知他們竟羽化而去。人天之隔，只得心香遙祭。     我家緊鄰華西後壩，晚飯後偕內子常去散步。徑到鐘樓，北向原是中軸線：數幢中西合璧的樓房分列兩側，中間一條水渠映著婆娑綠茵；南向是一泓半月湖，「小荷才露尖尖角」，「一一風荷舉」，「池內荷伶俜」，演繹著歲月變易。環湖十七株銀杏旁，置放若干條椅，座中偶爾有銀髮老人，兀自望著湖水，「暗想當初，有多少憂歡佳會……」徘徊湖邊，一圈一圈的漣漪，就如不斷湧來浪去的故人故事。這段歷史，涉及面廣，頭緒繁多，我從檔案文獻、民國報刊、方志野史中去找尋材料，嘗試以當事人的日記、書信、回憶錄和口述史去鉤沉鑲嵌，復原真相。康拉德說：「在採集記憶之果時，你就得冒著損害記憶之花的危險。」章太炎也將寫史比如空中鳥跡，「甫見而形已逝」。我卻願作這種精衛填海的無謂努力。我相信「史實重建”，也如盲人摸象，其狀如鑼，其狀如牆，其狀如門，其狀如柱……若反复再三、上下求索、集合眾貌，或能不斷地逼近真實。 （岱峻：《風過華西壩——戰時教會五大學紀》，江蘇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 http://www.housebook.com.cn/201308/21.htm